一把轉不動的輪椅揭開殘障人士“刷街”難題

轉不動的輪椅

障礙總是在不經意間出現，可能是門口的台階，也可能是不連續的坡道，或者是高出地面一截的公交車，而這一次，它是一段沒有設置任何警示的危險道路。

7月7日晚，坐著輪椅的文軍出現在這條道路上，隨後，這位截癱患者從道路盡頭跌落到離地約2.2米的地下車庫入口處。120趕到現場時，他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徵。

沒有人想到這會是擋住文軍的最大障礙。作為一名無障礙出行的推廣者，他一直努力讓輪椅走到更遠的地方。

他去天安門看過升旗、去八達嶺爬過長城，他的身影曾經出現在銀川、三亞、成都、西安、南京、內蒙古，不久前，他還和妻子去東北來了一趟為期25天的3省6市旅行。他去過南非，到過越南，還去過印度、尼泊爾。

他已舉辦了11次針對截癱患者的無障礙出行活動。按照原計劃，今年10月20日，他會帶領截癱患者從昆明、大理、麗江一路出行10天，這是這些人第一次嘗試跨越3個城市。

為了考察這些地區的無障礙設施，文軍一個人出發。他從北京途經15站，在列車上經過了34小時9分，終於到達昆明。每晚10點左右，他回酒店，整理一天的考察結果，拼圖發到朋友圈。

7月4日，他到了昆明大觀樓，發現很多公交車是一步梯，“適合輪椅上下”；6日，他考察了講武堂、海埂公園、民族村等景點，“第一次看到了國內街道公共殘障衛生間配有電子門鎖”；當天傍晚，文軍抵達大理。這一天，他一共更新了4條朋友圈。之後，就再沒有更新。

這本來只是他的一次普通考察。他先後十幾次帶著全國各地的癱瘓患者，到北京、西安、南京、寧夏、成都、三亞等地旅行。活動的消息靠病友群、朋友圈發布傳播，往往發出來不到幾分鐘，限定的60多個名額就會報滿。

為了保證這些人的出行，他需要提前出發考察：調研酒店無障礙設施，去景區考察線路，根據考察情況，再定路線、排時間、租大巴、協調志願者。

他的背包裡，隨時裝著一把折疊尺，展開1米長。進了酒店，他就掏出尺子測上測下：衛生間的門要寬於60厘米，保證大部分輪椅通行；馬桶與淋浴的距離伸手就能夠著，因為站不起來的他們，只能坐在馬桶上洗澡。

目前在中國，沒有殘障人士出行的諮詢分享平台。一些旅遊網站，也僅有該酒店是否具有無障礙設施的籠統描述。致電到酒店前台，很多服務人員分不清不同無障礙設施的區別，也並不知道殘障人士需求的具體信息。

為此，每次找酒店，他最起碼要劃定七八十個作為備選，一個個地查閱，鎖定了範圍再去現場勘查。他還要把價格盡量壓低，因為長期治病，對這些並不富裕的病友來講，最合適的價格是150元到200元。

為了這次考察，他專門準備了一個嶄新的棕色筆記本。這個本子剛用到第5頁，昆明已經考察完，大理的酒店也有了2個備選，他剛走完了兩個景點，這份筆記，最終停在了洱海處。

文軍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圈內傳開。拿到他的手機那天，妻子和妹妹發現，文軍的微信裡塞滿了8000多條未讀消息。他的故事很多病友都能脫口而出。在截癱患者的圈子裡，已有的共識是，很多人能走出來，都是因為文軍。

他在2006年創辦“北京截癱者之家”，為截癱者提供了一處落腳點。這是在離中國康復研究中心百米左右一棟居民樓裡的一個四室一廳，衛生間有加裝的扶手，廚房有降低了的灶台，還有不少鍛煉的器械。為了隨時改裝，他買好了電鎚和電鋸。

截止目前，幾千人在這個不大的房間來來往往。五六歲的小女孩在這裡住過，60多歲的老人也曾光顧。

在康復中心的日子，是很多病友的“舒適區”。離開了這裡，這些人會再次面臨著寸步難行的窘境。

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相關數據顯示，當前我國各類殘疾人總數已達8500萬。目前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》和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均對無障礙環境作了規定。2012年國務院發布實施的《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》，從無障礙設施的建設、管理與法律責任等環節，也對無障礙環境作了詳細規定。

《2018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》顯示，我國共出台了475個省、地市、縣級無障礙環境建設與管理法規、政府令和規範性文件，1702個地市、縣系統開展了無障礙環境建設。

儘管如此，實際的問題是，無障礙設施的普及率並不高。中消協和中國殘聯在2017年的百城調研數據顯示，我國無障礙設施整體普及率為40.6%，處於較低水準；而除普及率較低，還存在部分無障礙設施被佔用、維護不到位、設計存在問題等情況。

“北京截癱者之家”的病友說，每一次出門都會提心吊膽。目的地不同，遇到的困難就不一樣，有的人到了現場發現沒有需要的設施，還有的人發現無障礙設施的位置沒有標示。一些地方的無障礙洗手間，被鎖住放置保洁工具，有的一用扶手就掉了。

在機場，因為助殘車遲來，有病友被等待在擺渡車上的旅客指著鼻子大罵了一路；航空公司與機場需要分別聯繫，一旦對接不到位沒有廊橋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地被甩在停機坪。

需要殘障人士打起精神對付的障礙可能出現在任何地方。除了注意旅途中的不便之處，文軍還要告訴病友如何進行保健康復、如何尋找一份新的生計。

回到家裡，多數時間他在查資料，或打電話回复病友。幾乎每天，他要在電腦前從晚上六七點，待到半夜十一二點，遇上了心情不好的病友，他與之交流到凌晨兩三點才會睡覺。他的QQ好友幾千人，他把簽名改成：能在各種逆境中生存下來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強者。

25歲時，文軍因為車禍損傷了脊髓。他也經歷過不願意邁出家門、整日與床為伴的時光。家裡說買輪椅，他一听就“急眼”。原本喜歡交朋友的他，一聽朋友來看望就把頭扭到一邊。

但他很快走了出來，來到北京康復的第3個月，他勸走了一直照顧他的母親。很長一段時間，文軍坐著輪椅，從康復中心到馬甸，批發當時病友用的IC電話卡，一趟40公里。他在角門中學、夜市擺地攤，一張電話卡掙三四元。

如今在美國讀博士的張娥，是最初認識文軍的病友之一。她記得，那時候，文軍開朗、樂觀，康復鍛煉總是堅持到最後，他還常帶著病友做些運動。她跟著文軍去過陶然亭，從角門一路去天安門看升旗，她突然覺得，自己找到了自信和尊嚴——不依賴別人，就憑著自己，也能走這麼遠。

張娥說，對於截癱患者，除了實際存在的障礙外，一個無形的障礙是，出門後感覺所有人都在審視自己。“一起出行時，不再是自己承受這種打量，慢慢也對這種眼光開始脫敏。”

文軍曾組織病友來北京登長城。那天，來自外地的60多個病友，在志願者的幫助下，爬到了長城上。一個大姐當場哭了，她沒想過，受傷後還能完成這樣的願望，“站在這，我也是好漢了！”

那時候，沒人敢相信，這麼一大幫人就這樣自發來到長城。旁邊走過的女遊客猜測，“估計是殘疾人拍電影來了”。得知實情后，她自發要求成為團隊的志願者；一位第一次來中國長城的法國人，還興奮地跑進人群中做出起跑的動作留影。

“國外有很多報導，說中國的殘疾人去哪兒了，法國人也可以回去說，中國的殘疾人都在這兒！”在一檔電視節目中，文軍提高了聲音說。

後來每次活動，他們要么排成一字長隊，要么就是圍一個圈，一堆人坐著輪椅，揚著手臂，“真的挺壯觀”。

“看到了文軍，就覺著自己一定能行。”病友老唐消沉了6年，在聊天室裡認識了文軍後來到了北京，幫文軍一起打理截癱者之家；貴州的80後小唐，因為文軍第一次自己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，現在經常自駕出門。

此前，許多截癱患者已經習慣向人求助。張娥說，每一次出門乘坐公交車，她要先找人把自己背到指定位置上，輪椅提起來、放下，再折起來，放進公交車裡。即使很多好心人幫忙，可她始終心裡打鼓，“天哪，我又要再爬一座大山——總會想到前方會有多少障礙，要求多少人幫忙。那不如還是別去了。”

曾經在美國和法國生活了5年，去過近30個國家自助旅行的殘障人士紀尋做過一份中國特殊旅行者調查。她發現，中國殘障人士出門遇到的最多的問題是目的地沒有無障礙設施，找不到無障礙的信息，找不到合適的酒店，也找不到懂這些設施的服務人員，通常情況下，服務人員的態度也並不佳。“面對這些問題，很長時間以來都沒有人給出一個答案”。

相比之下，在歐洲旅遊的時候，可以從多種渠道尋找想要獲得的關鍵信息：官方渠道有各種旅遊景點的無障礙的信息，公交系統的網站上標註了無障礙的線路。旅遊公司的網站上有關於城市的無障礙指南，經驗豐富的殘障旅行者也會在這里分享旅遊景點、網紅餐廳之類的信息。此外，還有被奉為“旅遊聖經”《孤獨星球》叢書，以及旅行博主分享的旅遊指南可供參考。

如今，在文軍的影響下，張娥經常自發選擇乘坐地鐵出行。“想讓地鐵工作的人員知道我的存在，這些設施是有意義的，你需要不斷地去保持它，維持它，而不是讓它落灰和失靈。”

她說，因為出行不便，穿梭在路上的殘障人士相對少見。久而久之，很多人遺忘了這樣一個群體，也忘記瞭如何維護他們的需求和權益。“你要不斷地去出現，這就是文軍在做的事情，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努力。”

文軍去世時，距離原定的出行計劃只有3個月。在處理文軍的後事時，人們也在討論，這場雲南之行，是否還能如期舉行？

每個人都想完成文軍和病友們的心願。但到每個環節才發現“一幫人的能力加起來都頂不上文軍一個”。“他保證的不是做什麼更好，而是萬無一失。對於這個群體，有一個不舒服都不行。”文軍的妹妹說。

只有身邊的人知道，這些障礙清除起來多不容易。為了節約費用，文軍習慣一個人出門，多數時間跟著他的，只有一輛輪椅。

有人勸他找個旅遊公司，他說，“還是要親自去看一看，才能更放心”。坐在輪椅上帶不了多少行李，他把小箱子壓在腿上，斜挎個小包，輪椅後面再掛一個雙肩包。幾次遇上下雨，回到住處他已全身濕透。

在妻子看來，文軍“有使不完的力氣”，“有人開玩笑，軍哥就是一個大牲口。”

每次考察完，文軍都會形成一份報告，最終落實成一份發給病友們的出行時間表。這上面有具體的時間規劃，從早晨7點半到晚上8點半銜接得幾乎絲毫不差。

為了這些工作，他已經2年沒回老家寧夏固原了。他告訴妹妹，這一次，他本打算考察完雲南，順路回家待上一周。

這個願望最終沒有實現，文軍的身影定格在路邊的監控攝像頭里。7月9日，親友們前往派出所，調看監控。監控裡，文軍滑著輪椅前行，“人突然就掉下去了”。

親友質疑，文軍身亡原因，疑與無障礙路口被堵、地下停車場前未設置防護設施有關。

與涉事酒店溝通的，是老唐與文軍的家屬。老唐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，對方承認了自己的責任，希望他們走法律程序。

如今，事發地看上去和平常已沒什麼不同。文軍遺落的那頂黑色鴨舌帽被自發前往追思的朋友撿起，殘留的血跡也被連續幾日的雨水沖刷乾淨。

這段平路的盡頭，多了一個反光筒和一條掛著各色小旗的警戒線，再往前的拐角處，幾個石塊壓著“消防重地，禁止通行”的標示牌。

事發一周後，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重走了這條路，即使在白天，站在路口不刻意觀察，也很難看清道路的前方已截斷。人們推斷，事發當晚9點多，坐在輪椅上比正常人低半個身位的文軍，因為輪椅的重力，很可能頭部先著地。

因為公共安全設施的不完善，這位致力於推廣無障礙出行的公益人士，在考察無障礙出行路線的途中去世。“實在是太諷刺了。”身邊的病友這樣說。

與文軍相識的病友程劍，對於文軍的離開，還有另一層擔心，“希望這個事件不要讓病友覺得這會是自己的明天，又跌回一個憂心忡忡對出門畏懼的狀態。”

出事後，文軍的好友自發趕往了現場。這些人很多是病友，與文軍已相識10多年。他們都記得，在舉辦奧運會之前，北京的無障礙設施沒那麼完善，門口常常是幾層的台階，沒有連貫的坡道，文軍常常一個人徒手滑著輪椅出門，再回來時已經過了大半天，常常渾身汗濕了個透。

所有的病友都感覺到，這幾年，有關無障礙設施逐步在推進，就像“牙齒一點點地長大”，如今，不少高層次論壇以其為主題。清華大學成立了無障礙發展研究院，配合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開展無障礙發展領域的研究。深圳打出了無障礙城市的標誌，從上層和戰略發展的角度推廣起無障礙設施的建設。

他們的輪椅可以定制了，路越來越平了，組織的活動成了規模，更多的病友自己找來，出行的意願挺強烈。文軍計劃，這次的活動可以多跑幾個城市，他還專門安排了一個環節——為所有的輪椅夫妻拍一組婚紗照。

這些病友正守著他的朋友圈，期待著這次浪漫的雲南之行。這一回，他卻倒在了半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