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群醫學專家與7個地震截肢孩子的十年之約

如果生死之間有條線，這條線可能會劃在醫院的ICU。

512汶川特大地震，很多傷員的生死線就劃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ICU，其中7個傷勢最重的孩子，他們在生死線上來來回回了數十回合。而與死神拔河的，是包括華西醫院、北京協和醫院在內的全國7所頂級醫院的專家。7個孩子就此與7名專家結緣。

十年間，專家們與孩子們每年相聚，關注他們的傷情恢復、心理重建、學習生活。而孩子們，參加工作、創業、結婚、生子、上大學、讀研究生……

十年“相伴”，他們順利“長大成人”。

拯救

與死神拔河

7個截肢的孩子 終於挺了過來

瑤瑤至今仍然不敢關燈睡覺。

地震時，她在什邡鎣華中學上初二，教室在二樓。一陣猛烈的晃動後，她的眼前一片漆黑，感覺整棟教學樓都壓在自己身上，她一遍遍大喊“救命”，可埋得太深，一直得不到回應……39個小時後，瑤瑤被發現，獲救。

唐儀君、李丹、魏玲、寇娟是綿竹漢旺鎮東汽中學高二學生。唐儀君、李丹、魏玲一個班，教室在三樓，寇娟在四樓。回憶地震發生的瞬間，孩子們説：上著課，突然就“掉”了下去。

“到處都黑得很，到處都在喊，只有右手和腦袋能動。”唐儀君一開始還會掙扎，但很快就沒勁了。只能等著，有人來就喊，沒人來就等。魏玲也被死死困住，下半身完全無法動彈。李丹稍好，至少還能輕微動一動。

等待漫長而難熬。他們跟身邊人説話，和同學一起報數。但越往後，聲音越小，報數也越少。獲救後才發現，倖存下來的就只有他們那一小片人。一個班40多個人，只有十多個人存活。

夢裏，唐儀君很長一段時間都會“遇”到地震，每次他都使出全力向屋外狂奔。當年，他在廢墟下埋了27小時，獲救後輾轉被送到德陽的醫院，當晚就截掉了雙腿。五天后，傷情惡化，被送往川大華西醫院。

寇娟被埋了20個小時，雙腿一樣沒能保住，在德陽醫院做完截肢後也被送往川大華西醫院。情況最嚴重的是魏玲。治療期間，大小手術經歷了30多次，單截肢手術就做了17次……李丹的情況要好些。她還記得，自己獲救後，很快被送到了德陽醫院給右手做減壓手術，但減壓不行，得截肢。“減壓之後就迷迷糊糊的，醒來就已經在華西醫院了。”

獲救後的瑤瑤也在第一時間被送到川大華西醫院，截掉了雙腿。加上來自北川的王飛和什邡的秀秀，一個失去了左腿，一個失去了右腿，7個截肢的孩子從不同的地方來到了川大華西醫院。

在治療過程中，7個孩子在生死線上來來回回了數十回合，每一次都是一場拉鋸戰。

川大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康焰，對這批孩子有著特別的感情。“他們年紀小，都才十多歲，都有肢體殘缺，治療期間，病危通知書幾乎每天都有。”當時，川大華西醫院成為地震危重傷員集中收治的主要醫院之一。康焰介紹，為了更好地救治傷員，當時衛生部從北京、南京、成都等地調集了7名重症醫學科專家組成專家組進駐川大華西醫院，自己也在其中。

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副院長、重症醫學科主任邱海波，在川大華西醫院支援了兩個半月。在他的印象裏，這批孩子是他當年在川大華西醫院治療過的地震傷員裏，傷情最嚴重的，也是醫護人員投入精力最多的。

李丹已記不清醫生下了多少次病危通知書。有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情景：截肢帶來的並發癥，讓她胸腔出血，體內出現積液，“搶救時感覺自己呼吸不過來了，很多醫生站在我周圍給我抽積液，感覺身體就像泄了氣的皮球。”

康焰對魏玲和秀秀的治療印象深刻。“每次為她制定手術方案，都是一場痛苦的‘拉鋸戰’：如果截(肢)多一些，可以減少感染風險，但不利於之後裝假肢，甚至可能損害生育功能;但截少了，再次感染只能再次截肢……”北京協和醫院內科ICU主任杜斌説，就這樣手術-感染-再手術，魏玲的右腿被截肢三分之一，左腿被截肢到骨盆連接處。

瑤瑤和魏玲在一個病房，床靠床。康焰還記得，每次給她們換藥，因為很疼需要麻藥，加上帶著呼吸機不能説話，兩個人就通過護士互遞紙條，相互鼓勵，“要堅持住啊，快好了”。

還好，孩子們最終都挺了過來，之後從ICU轉入普通病房，再進入康復中心，一直到2008年12月30日出院。因傷情較重，魏玲和瑤瑤的後續治療還持續了三年多。

沒有結束的拯救

一年一度 十年聚會

康焰辦公室的墻上挂著一幅年畫——一個卡通孫悟空挑著一對大蟠桃，兩側還留有“震友親們，集體創作”的字樣。這是幾年前聚會，專家們和孩子們一起在綿竹年畫村李丹的畫室畫的。這樣的聚會，他們已持續了十年。

牽掛

擔憂孩子們的心理創傷 組織聚會

當年，治療結束後，專家們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，但仍然牽掛著7個孩子的成長。因工作關係，康焰時常會與專家們碰面。孩子們的恢復情況，成了大家每次必談的話題。既然大家都這麼關心，那就組織個聚會吧。志願者盧小舟也參與進來，成為活動的執行者。

組織聚會還有另一方面的考慮。康焰説，當時把這些孩子從死亡線上救回來之後，大家很開心，但也有很多憂慮，“這些小孩都有肢體殘缺，都特別年輕，這一代可能又很嬌氣、自我，甚至脆弱，就想他們在這樣的大災難衝擊下，怎麼在社會上去生活，擔心他們的心理受到影響，慢慢封閉。”

邱海波也説：“他們不但落下這麼嚴重的殘疾，還受到這麼大的心靈創傷，走出ICU以後，未來可怎麼生活?”

聚會時間安排在每年春節前，聚會方式、地點、交通住宿等，也會提前一個月開始安排。到了那一天，專家們無論多忙都會到場，孩子們也會從各地來到現場。

他們還有個微信群，平日裏，誰裝假肢了，誰考上大學了，誰創業了，誰戀愛了……孩子們一一彙報，專家們細細叮囑，就像一家人一樣。

“每年見面灌輸的都是，不要把自己看成一個殘疾人，(不要想)怎麼需要幫助，應該是我們能幹嘛。”康焰説，更多的是在交流和鼓勵，給他們支招，很少以金錢的方式給予幫助，也極少動用專家們的社會關係，“因為生活是他們自己的，要學會面對困難和解決困難。”

盧小舟記得，有幾次聚會，因為魏玲做的手工藝品很好，他們還專門設計了一場拍賣會，競拍她的手工藝品，比如福字、筆筒等。“價格也不貴，就是希望孩子們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閃光點。”

李丹每年都在期盼這場聚會，她覺得這是大家最輕鬆的時刻，“大家在一起，沒有任何心理負擔，專家們也都是自己的叔叔阿姨。”寇娟也覺得，當大家在一起時，生活中的行動不便和異樣眼光都會消失不見。唐儀君更是像一個開心果，會把最燦爛的笑容帶給每一個人。長不大的瑤瑤，性格敏感的秀秀也會無話不談。

也有悲傷的時候，三年前的聚會突然少了一個人——王飛離開了，在上海工作的他因突發疾病離世。“大家都很傷心，我們在聚會上為他沉默了一分鐘，然後又繼續，不能讓悲傷影響到他們。”康焰説。

重生

孩子們工作、戀愛、結婚 融入社會

十年聚會，康焰看到了孩子們一年年向好的方向改變。“一開始覺得他們會不會內心封閉，其實他們反而很樂觀而陽光。”

幾年前，魏玲結了婚，如今在老家開了一個小工作室，做一些手工品，孩子也已4歲。杜斌還記得魏玲生産時的緊張感。2014年3月，他從群裏得知魏玲住進華西第二醫院待産時，就立即聯繫了正在華西第二醫院進修的同事，密切關注她的情況。“生了，母子平安!”當他發出好消息時，群裏立即響起了一片歡呼。

李丹也在兩年前當上了媽媽，老公是一個地震群裏的網友，廣元人。結婚時，專家們還一起趕到綿竹參加她的婚禮。如今她在成都一家室內設計公司上班，職業的裝扮，一副黑框眼鏡，能説會道，活脫脫一個職業女強人。

唐儀君大學畢業後在騾馬市附近的一家設計公司上班，每天推著輪椅到公司，下班再推回去，已經完全能夠獨立出行。除了工作，唐儀君還找到了女朋友，已經見過了父母。但也有煩惱的事，“她父母還沒有完全接受我”。

最近，寇娟正忙著在綿竹尋找新的店舖，“之前那個房租太貴了一點。”一年前，寇娟放棄了成都相對穩定的工作，回到老家開始創業——美甲。

瑤瑤在四川音樂學院讀設計專業，即將畢業。學識最高的秀秀，也即將取得法學碩士的學位。

“第五年聚會，讓孩子們談未來規劃時，有人説想開公司，有人説想做律師、畫家，但卻説不出具體計劃，多少還顯得有些飄渺;到了今年，他們講的就比較落地了，都是生活中實實在在正在做的事。”原北京同仁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許媛也看到了孩子們的變化。

“醫學又不僅僅是科學，還有好多社會學的東西，像這群小朋友的成長，其實也讓我們更加堅定或者完善了，對類似患者在治療中關於心理關懷這一部分的理念和做法。”康焰説，“要把這樣的病人救治過來，要讓醫學做得有溫度有關懷一點才行，不然最後生理上的東西改善了，遺留下心理上的問題，治療起來更困難。”

“是時候放手了”

孩子們成人

都有獨立人格和獨立生活能力

看著孩子們長大成人，參加工作、創業、結婚、生子、上大學、讀研究生……迎來重生，回歸生活，專家們覺得，是時候放手了。其實，在第五年、第六年、第八年的時候，專家們就已想過可以結束聚會了，但一直不捨，沒有成功。

“如果我們一直這樣，解決了他們要解決的問題，主動去想怎麼讓他們過得更好，為他們安排，其實(我們)是有擔心的，因為我們要讓他們知道，怎樣能夠獨立生活下去。”康焰説，“因此，從第三年、第四年起，基本上就是像朋友一樣對待，讓他們能慢慢脫離我們去生活。”

“五年以後，我們這些教授就在想什麼時候能夠放手，現在看來沒問題了，這些小朋友都有獨立的人格，都有獨立生活的能力。”康焰説，十週年時，應該可以真正意義放手了。

告別的時刻最終來臨。今年2月，一場特別的告別演講在成都一個咖啡館進行。孩子們各自準備了一份演講稿，講述著地震、講述著自己的變化和成長，到場專家也紛紛為孩子們送上自己的祝福。最後一次聚會，帶著幾分傷感，也笑中帶淚——

“我很感謝上蒼的眷顧，讓我有一個健康漂亮的天使。”

“李丹説想當白領，我説我想過好每一天。”

“活著的每一天都是不確定的，極其幸運的，趁自己還有時間和力量，去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

“2008年5月12日，一個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日子，但因為遇見了你們，我遇見了希望。”

“在華西的時候像回到了嬰兒時期，被報以最大的善意。”

……

康焰覺得，“我們努力想和這些小朋友從形式上切斷的原因，其實不是彼此的關係變淡，而是想讓他們在沒有我們這些叔叔阿姨們的支援下，依然可以非常好地生活。”

“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，我是你曾經的醫生，你是病人，也沒有説我們是長輩，你是小輩，大家真的就是一種忘年交。他們開心，我們也覺得像朋友過得很好一樣開心。不過是大家曾經有這麼一段經歷，這就像大家一起讀了這幾年的書，一起出去幹了這麼一些事情，然後自然而然地産生了這種關聯或者感情。”康焰説。

“表面上，這十年是我們在關心幫助這幾個孩子，但實際上，他們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把生活各自經營得有聲有色，我們並沒有為他們付出多少;而恰恰相反，他們是我做過最長的一組重症患者‘遠期隨訪’，從他們身上我的收穫很多。”杜斌説。

李丹一直珍藏著一幅畫，名字叫《唐儀君的傷疤》，這是她在川大華西醫院康復治療時與大家一起學畫畫時畫下的，還曾在美國展出。畫裏的傷疤全來自唐儀君身上。那時，她沒事就對著唐儀君拍，然後就畫，最後組成了一個奔跑的人。

她説，畫裏的唐儀君就是他們自己。